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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加速全球第四轮产业转移:兼谈中国产业升级

疫情加速全球第四轮产业转移:兼谈中国产业升级

2020-06-01

来源: 新财富 作者: 张静静、盛旭

作者: 张静静、盛旭

全球正在发生第四轮产业转移,即中国向东盟及其他中低收入经济体转移中低端产业,同时承接全球中高端产业。产业转移将极大地影响国际资本流向与相关国家的贸易结构。过往的三次产业转移浪潮,部分国家不断地成长为全球高收入国家,而有些国家则折戟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如何把握这轮产业转移的机遇,同时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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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全球产业转移

全球产业转移是原有产业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不再,将其中低端产业向存在劳动力比较优势且有一定工业基础的经济体转移的过程。二战后,全球已经经历了三轮产业转移:50-60年代,美国中低端产业向德国及日本等国转移;上世纪70-80年代,日德中低端产业向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及新加坡四个地区和亚洲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及菲律宾四国转移;上世纪90年代至2010年,全球中低端产业向中国内地转移。金融危机后,全球正在发生第四轮产业转移,也即:中国内地向东盟及其他中低收入经济体转移中低端产业,同时承接全球中高端产业。

产业转移分两种情况:一是产业转出国出现产业升级主动将中低端产业向外转移;二是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更具人力成本和用地成本等比较优势的经济体吸引国际资本和跨国企业。

60年代的日德、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90年代的中国以及金融危机后的东盟六国,每个产业承接国(经济体)在其承接中低端产业的过程中,总会有相当长的时间,劳动力人口占比明显高于60%,甚至高于65%。6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不足2000美元,截至1970年,日德的人均GDP分别为美国的38.9%和52.8%;70年代,亚洲四小龙(未包含中国台湾地区)人均GDP在384-2193美元之间;90年代,中国人均GDP在318-873美元之间,直至2010年,中国人均GDP也只有4550美元;截至2018年,东盟六国人均GDP为3167美元,仅为中国的32%。

根据世行的标准,全球各国被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及高收入国家。每一轮产业转移都是中高收入或高收入国家将其中低端产业向中低收入国家(而非低收入国家,以确保有一定工业基础)转移,令后者扮演全球“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链条中生产国角色的过程。

02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产业转移竞争失利

二战后第一轮产业转移承接国日德与第二轮产业转移承接经济体亚洲四小龙中的国家及地区均已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地区行列。产业转移是承接国(经济体)由中低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重要途径。

上世纪70-90年代亚洲四小虎在全球的出口份额持续上升,70年代末和90年代拉美五国(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及哥伦比亚)出口份额也出现了上升;上世纪70-80年代亚洲四小虎及拉美五国也有大量国际资金流入,且同期上述地区也均有显著的人力成本优势。但为何拉美和亚洲四小虎就相继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跌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是因为,80年代初期拉美被亚洲四小龙赶超、金融危机前后亚洲四小虎被中国赶超。可见,拉美和亚洲四小龙相当于在同期国际竞争中失利。

产业转移本身是承接国利用劳动力充裕且成本更低的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尽管拉美五国和亚洲四小虎在70-90年代同样存在低人力成本的优势,70-90年代拉美五国与亚洲四小虎的劳动力占比接近,但均显著低于亚洲四小龙和中国,也就是说,同期而言,拉美五国和亚洲四小虎的人口结构存在竞争劣势,这是竞争失利的客观原因。

此外,尽管70-90年代拉美和亚洲四小虎的全球贸易份额有所上升,但上述经济体并未抓住产业转移的契机,利用后发优势全面提升出口竞争力。1964年以来,巴西及阿根廷的全要素生产率未现长期正增长、印尼的全要素生产率也比较波折。相比之下,顺利实现经济转型、跨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日本、德国及韩国,均在产业承接过程中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上升(图1)。

简言之,拉美和亚洲四小虎跌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原因包括并不限于:第一,客观上劳动力优势不足;第二,主观上过度依赖资源禀赋,未能有效利用产业转移带来的后发优势有效提高在高附加值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70年代拉美、80-90年代亚洲四小虎经济的繁荣以及出口份额的上升,是上述地区作为资源型国家受到外需拉动所致,而非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向生产型国家转型的结果。一旦人力成本优势不再,就会因被其他经济体替代而跌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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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后进国跨越阶层的机遇

全球产业转移,取决于各经济体之间的相对劳动力禀赋优势,无论上一轮产业转移的承接国是否实现了自身的产业升级,只要其人力成本优势不再,就必然引发下一轮产业转出。因此,产业转出国最终有三种状态:发展为消费国、中高端制造国,或者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美国成为了典型的消费国;德国、日本、韩国仍然维持生产国角色,但属于中高端制造国;拉美、亚洲四小虎等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结合消费占比、娱乐性消费支出占比、各国出境居民占总人口比重、各国汽车保有程度(平均多少人拥有一辆汽车)、各国人均GDP以及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等数据评估,经济结构转型成功的经济体都会经历2-3轮消费升级。推动转型成功的产业转出国发生消费升级的原因有三点:一是人均GDP抬升,事实上,各国人均GDP每上一个台阶,就很可能推动一轮消费升级;二是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后必须扩大内需,来对冲中低端产业转出引发的外需不足;三是产业升级创造了新的、更为高端的需求。

此外,全球产业转移过程将会带来三个显著的变化。首先,产业转移将极大地影响国际资本流向,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均会有大量国际资金流入承接国(经济体)。其次,产业转出国和承接国贸易份额和贸易结构的转变,但产业转移未必意味着产业转出国在全球的贸易份额下滑,假若产业转出国自身产业升级后其中高端出口份额增量高于其中低端出口份额下滑幅度,则该国在全球的贸易份额仍将上升。第三,产业承接国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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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转移浪潮:升级高端,转出中低端

全球正在发生第四轮产业转移,即中国向东盟及其他中低收入经济体转移中低端产业,同时承接全球中高端产业。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且在多个全球领先的高附加值行业和领域形成产业集群。随着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劳动力成本重要性下降、生产率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力上升,我国产业升级与产业集群的形成在全球产业中拥有无可替代的比较优势。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体现在工业原料、消费制造、高端制造等多个领域。在工业基础原材料方面,20多年来,我国的钢铁、煤炭产量稳居世界第一,能源化工产业的产能占全球40%。在消费品制造方面,2018年我国仍居世界纺织品出口首位,出口贸易额在全球占比37.6%,贸易份额亦继续提升;同时也以30%左右的市场份额稳居全球家具第一大出口国。在高端制造领域,我国在轨道交通装备制造、机床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等行业的规模、技术等层面具有突出的全球竞争力,电子制造方面也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例如,我国的轨交装备制造业已领跑全球,同时也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机床制造产能,且近年来产品不断升级创新。在半导体材料市场,我国市场规模扩张速度持续高于全球增速,集成电路产业也在持续快速发展。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编制的“MGI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综合考虑贸易、资本和技术三个方面,世界对中国经济依存指数从2000年的0.4上升至2017年1.2,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自2007年的0.9下滑到2017年的0.6。这表明随着产业体系的逐渐完备与产业链的不断延伸,我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下降,而世界对我国的依存度在上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供应链中枢之一。

第四轮产业转移浪潮将极大地影响国际资本流向,同时也会加速产业转出国和承接国贸易份额和贸易结构的转变。

中国外商投资规模增速趋缓,是这一轮产业转移的外在表现之一。首先,因中国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成本优势逐渐弱化,低端制造产业转移到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或地区,我国也在继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扩大了对东南亚等地区的直接投资。从这一层面来讲,我国未来吸引中低端制造投资的能力将低于东南亚;但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中高端制造业基地依然有明显的优势:高效率的基础设施、全球相对少见的全产业链、典型的工程师红利、以及庞大的本土需求市场,这些都会继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是这一轮产业转移的外在表现之二。近年来,我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有所下降,进口份额反而增加,显示我国作为供应链中枢的规模体量略有弱化,而作为消费国的地位有所上升。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剖析显示,我国的产业链变化存在以下特征。

对纺织服装产业链,偏下游的劳动密集环节向外转移。2015-2018年,我国纺服产业链偏上游的纺织纤维、生丝、织物等产品在全球的出口占比显著上升,而偏下游的如纺织制品、男装、女装、童装、鞋类等出口份额大幅下降,这也意味着,我国在保留偏上游资本密集产业的同时,已经将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造行业产能向外转移。

对家居用品产业链,化工制品类产业向外转移的趋势比金属制品类更为明显。我国是钢铁制造大国,下游金属制品类如刀具、金属工器具等出口份额不断上升;而化工制品产业链则表现出类似于纺服产业链“中游产业在国内、下游产业转移向外”的特点。例如,有机化合物等化学原料出口份额上升,而化工类家居制品如箱包、家具、塑料制品、玩具等出口份额以下降为主,再次印证了劳动密集型行业产能的向外转移。

对电子产业链,我国仍然存在继续升级的空间。2015-2018年,下游电子终端产品(如手机、通信设备、显示屏等)出口上升明显,而电子元器件如半导体元件、集成电路等出口份额则有所下降;进口所表现出的趋势与之相反。这也表明了在电子制造产业链中,我国承担的仍然以附加值率偏低的偏下游组装制造环节为主,核心技术如芯片制造等仍存在继续升级的空间。

对电气机械产业链,我国整个产业链的全球地位表现为上升,产业重心更多偏向下游的终端制造环节。在出口份额方面,无论是机械制造成品,还是机械零部件,在全球的出口规模比重整体表现为扩张,但终端产品如办公数据处理设备、家用电器等份额上升更快。而进口方面,电气机械产品则更多以份额收缩为主。这表明我国在电气机械产业的自给率不断提高,在全球产业链(特别是终端环节)的地位也在提升。

整体来看,全球第四次产能转移浪潮以来,我国的产业链重心逐渐由低端加工向高端研发与制造产业转移。在保留了目前产业链长、产业链完整度高的特征前提下,我国产业附加值与技术要素比重逐步提高,从产业链“微笑曲线”底部的生产制造环节,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的研发、品牌环节逐渐延伸,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

05

疫情使本轮产业转移加速

随着新冠疫情在海外经济体的蔓延,我国将同时受到来自海外的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的约束。例如,对于目前疫情正在升温的新兴市场国家,印度矿产品、化工产品、贵金属及制品和原料药的供给、智能手机出货等可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出现供应链的短期收缩;巴西大豆贸易、矿产品、植物产品和食品饮料及烟草等出口供给与光伏产业需求可能对全球产业链形成冲击。

疫情对我国贸易结构的或有影响。进口方面,多种工业品的供给下降对我国部分行业的生产制造形成影响。我国对海外资源品(金属矿、石油、木材),加工材料(合成材料、有色金属、废料)、电子元器件,机械设备(专用机械、办公机械),交运设备类(飞机)、消费品类(日化品)、电子设备(仪器仪表、雷达与通信设备)等依赖度比较高,一季度飞机、日化品、金属矿、有机化学品、塑料、通用机械及零件、动力机械等品类下滑最快,产品供应链的暂时中断将对相应产品的生产制造形成影响。目前德国、美国已在推动复工或准备推动复工,未来全球供应链的改善值得关注。

海外需求下滑对出口形成拖累,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困难不容低估。我国出口依赖度(出口规模在全行业产值中占比)较高的行业主要包括电子电气器材类(如电视、雷达与通信设备、计算机、视听设备与家用电器、仪器仪表)、消费品类(如针织纺织制品与纺织服装、家具、工艺品与文体娱乐用品、鞋与皮革制品)、机械类(办公机械、压缩机械)、交运设备类(船舶与飞机)等。在这些品类中,一季度几乎所有品种的出口增速都在显著下降。

尽管由于海外供给能力下降、隔离期间线上办公场景等因素,4月防疫物资与机电产品出口超预期反弹,但海外订单与PMI偏弱仍然指向未来出口向下,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困难不容低估。考虑到欧美这轮3月中下旬陆续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会在疫情高峰期过去、海外经济运行秩序恢复的过程中逐步发挥作用,预计出口初步好转将出现在三季度。

在本次疫情的催化之下,第四轮产业转移可能加速进入下半场。疫情期间,由于工作与消费场景的变化,超高清直播、云会议、云旅游等新型消费场景出现,信息服务等新业态推动5G手机等智能终端的研发与规模应用,一方面促进消费升级。另一方面也加大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此外,中美贸易摩擦在影响我国企业经营利润与产业顺利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行业集中度的提升,为大型企业与头部企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机遇,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提升。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被迫降低对美贸易的依存度,电子通信等核心技术亟待攻关,科技创新将迎来快速发展的窗口期。

从6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转移的特征来看,每一次经济衰退都会推动全球产业转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延续全球化的背景下,疫情冲击过后,全球由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晚周期阶段切换至衰退期,从而推动第四轮产业转移加速进入下半场,也即中低端制造业产能由中国转向东盟的第二阶段。

我国目前处于第二轮消费升级阶段,即消费由量到质,注重生活品质;此外,我国处于工程师红利初期。对于正在经历消费升级与中高端产业承接期的中国来说,跨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将是大概率事件。

责任编辑人:冉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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