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下应街道的宁波服装博物馆里，陈列的展板和实物默默地诉说着红帮裁缝筚路蓝缕的历史。

在鄞州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研究红帮文化、弘扬红帮精神、传承红帮技艺制定新一轮规划方案。

在红帮裁缝的故乡鄞州，新一代红帮传人秉承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科技创新，正续写着时尚传奇。

继2007年6月“红帮裁缝技艺”被列入浙江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红帮裁缝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推荐申报工作也已经在路上。

宁波服装博物馆，今年将迎来正式开馆20周年，并启动国家级博物馆创建。

百年沧海桑田，红帮裁缝的服饰手艺在岁月的流逝中演变发展，不变的是勤劳智慧的工匠精神、中西结合的视野格局、传承和创新兼具的坚韧品格。

红帮名号响当当——

它是一个对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社会群体

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金琪军的案头上，一本白皮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申报书》很是醒目。这份材料详尽记录了一个群体的历史、实物、代表人物、理论体系、研究论著、保护传承队伍、传承展示场所等信息。

这个群体，就是中国服装史上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红帮裁缝群体。

它发端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晚期，由于多种社会变革力量渐次出现和“西风东渐”的猛烈冲击，传统服装日益受到挑战。于是，以制作西服为主的红帮裁缝应运而生。他们应时而变、顺势而变，于19世纪中叶，陆续从宁波农村向上海、横滨等得风气之先的中外大城市迁徙，是为红帮裁缝的孕育期。

20世纪2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红帮裁缝迅速向上海集结，形成一个生机勃发的创业群，并以此为大本营北上、南下、西进，迅速抢滩南京、北京、哈尔滨、天津、青岛、重庆、昆明、兰州、香港、海参崴等大中城市，创造了中国服装史上多个第一，是为红帮裁缝的拓展期。

在香港产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以上海培罗蒙服装公司为代表的红帮名店相继迁往香港，为香港制造业的崛起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之后，1956年，上海又有21家红帮名店移师北京，12名红帮名师进入中南海，展示了中国现代服装的最高水平，是为红帮裁缝的多元发展期。

在各个历史时期，红帮人敏锐地抓住了发展机遇，不断为中国服装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百年红帮史，就是一部中国服装改革者的创业史。

史料记载，红帮裁缝发祥于宁波奉化江一带。清末民初，列强大举入侵，沿海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里洋人簇拥、洋行林立，一时间，西装在洋行职员及富家子弟间猛然兴起，成了身份和财富的标记。于是，一部分迫于生计的本帮裁缝不得不放弃长袍、马褂、对襟衣，改做西服。当时，国人称外国人为“红毛人”，为外国人服务的行业都要加上“红帮”两字，“红帮裁缝”的称谓由此而起。

红帮之名，最早见于1920年编的《夏口县志》（汉口旧称夏口）。据《夏口县志》1918年调查，“汉口成衣业分浙江衣帮和汉口衣帮，西服业称红帮，因大多从师于江浙人”。

宁波本地关于红帮裁缝的记载则见之于《鄞县通志·文献志》工业篇：“自海通以还，工人知墨守旧习不足与人相竞争，于是舍旧谋新，渐趋欧化……成衣、土木名之曰红帮裁缝、红帮作头。”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季学源认为，红帮裁缝技艺源自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服饰文化，得益于当地的地理人文环境，又逢社会变革、中西文化碰撞，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红帮群体和技艺文化，是地方历史和文化的标识。此外，其良好的技术条件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当代宁波服装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红帮源头在鄞州——

孙张漕村的张氏家族，是宁波第一个裁缝世家

关于红帮裁缝的鼻祖，坊间传言最多的，是鄞县孙张漕村的张尚义。

孙张漕村，就是今天位于奉化江畔的姜山镇虎啸漕村。

曾担任宁波服装博物馆馆长多年的陈万丰，对红帮裁缝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传奇故事。

清嘉庆年间，孙张漕村有个叫张尚义的年轻人，从小学了门裁缝手艺，本指望养家糊口，没想到日子还是过不下去，只好到渔船上去帮厨烧火。

有一次出海，遇到了大风浪，张尚义所在的渔船漂到了日本横滨。

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张尚义凭借裁缝手艺，靠帮人修补衣服度日，在码头上，他看到很多俄国渔民和荷兰客商都穿着当时很流行的西装，就趁着补衣的机会，将洋人的西服拆开，慢慢琢磨其中的技巧，渐渐熟而生巧，掌握了制作要领，成为做西服的高手。

“码头上有个中国人会做西装，手工费只有人家的一半！”消息传开后，张尚义也从一个寄居在码头的难民，慢慢变成了小裁缝摊的老板，最后开起了自己的西服店。

几年后，张尚义回到宁波，与儿子一起创立了“同义昌”西服店。生意做大后，又到日本东京、神户开设了分店。

宁波人做生意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带着老乡一起干。张尚义在日本横滨站稳脚跟以后，多次回故乡，带着奉化江畔的宁波老乡，一批接一批东渡日本。

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横滨组织同盟会，宁波裁缝根据孙先生的意愿，以日本官服为原型，改制设计了早期的中山装，虽然这套中山装不同于后来的形制，却迈出了中山装成为“国服”的第一步。

张尚义的这段故事，在1921年出版的《上海总商会月刊》里有着明确的记载。

祖籍孙张漕的张师贤，晚年从日本回到宁波时，鄞州区“宁波红帮”服装技术协会会长唐世麟曾专门前往拜会。据张老先生回忆，13岁时，他进入日本一家“同义昌西服店”打工，当时的老板就是张尚义的儿子张有松。张有松的堂弟张有福，则在那里开设了“公兴昌”西服店。

他说：“当时在日本横滨、东京开西服店的，绝大多数是鄞县孙张漕人。孙张漕是小村，几十户人家大多去了日本。我在那学做生意时，店里有100多人，店铺很大。大家喊张有松叫公公，他在孙张漕还造了一幢洋式房子。”

“在张氏宗谱的记录中，张尚义之后的四代子孙，都有从事服装业的，算起来，张氏应该是宁波第一个裁缝世家。”陈万丰说。

红帮扬名在上海——

鄞州裁缝北上、南下、西进，抢滩各大中城市

如果说，红帮裁缝的起源在日本，那么，红帮裁缝的成名则是在上海。

1843年11月，襟江带海、拥有开阔腹地的上海对外开埠，逐渐成为东方大都市。一方面，从大洋彼岸而来的欧美人猛增；另一方面，国内的洋行买办、银行高级职员、富家子弟、社会名流等追随时尚，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西装热”。

这股“西装热”自然影响到了宁波。《鄞县通志》记载：“海通以外，商于沪上者日多，奢靡之习，由轮船运输而来……往往时式服装，甫流行于沪上，不数日，乡里之人即仿效之，有莫之能御矣。”

宁波地狭人稠，尤其是红帮发祥地鄞奉一带，人口增长造成的人与有限自然资源的矛盾非常突出，所以宁波人一向有到上海谋生的传统。“西装热”给聪明能干的宁波裁缝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他们纷纷涌入上海。从1896年到1950年的50余年间，上海的西服店多时有700余家，而宁波人开的就有420多家。

清末，在上海的宁波裁缝，应革命志士徐锡麟之请，用手工工艺制作了一套西装，这应该是中国人在国内所做的第一套西装。

1883年出生于下应的顾天云，15岁去上海学裁缝，满师后东渡日本，在东京开设了“宏泰”西服店。几年后，他远涉重洋，先后考察了欧美十多个国家，搜图册、访名师，孜孜以求新的成衣款式、技艺和经营经验。1933年，回到上海的顾天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西服裁剪指南》。在这部专著前，顾天云写了长篇绪论，纵论世界经济和服装业发展，对比评析中西服装优劣，提出服装改革思路，鼓励青年发奋图强，因此，当时就有人为此书题笺“革新之准”。顾天云在著书立说的同时，还协助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王宏卿等，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西服工艺职业学校。

在申城创业的红帮裁缝，很快又将目光投向了国内其他大中城市。20世纪初，姜山人陈章尧、陈章舜兄弟在汉口创立了第一家西服店——祥康服装店，成为武汉西服业的开山之祖。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当时中西裁缝聚居的天津“小白楼”一带，宁波裁缝红极一时。小白楼的“江厦里”，居住着西服高手何庆丰等上百名红帮裁缝，以致天津人后来将江厦里称为“裁缝里”。何庆丰，姜山人，他是天津何庆锠西服店的创始人。

1905年，哈尔滨开埠，大量外国侨民尤其是俄国人纷纷涌入。从那时起，善抓机遇的宁波裁缝便从上海到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到中俄杂居的海参崴……姜山人陈清标、陈清瑞兄弟俩，在长春开设了第一家西服店。当年，在海参崴的中国街上，裁缝基本上都是宁波人。

1906年，姜山人李玉堂在北京王府井开设了新记西服行，十余年后一跃成为京城最著名的西服店，曾为许多名人和许多国家的领事馆人员制装。据北京市商会西服公会相关档案记载，当时北京全市入会的西服店共22家，其中宁波人开的达18家。1956年组建的北京红都服装店第二任经理王庭淼是云龙镇甲村人，他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巧匠”。

红帮功夫在诗外——

以高端定位、精湛手艺赢得市场，由服务而千锤百炼、创新不辍

关于宁波裁缝的工艺，有一则“书屑偶拾”《成衣匠的诗外功夫》写道：“某家仆人去为主人定做衣服。宁波成衣匠询问他家主人的性情、年纪、状貌，以及何年得科第，独独不问尺寸。仆人觉得很奇怪。”

成衣匠告诉他：“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衣需前长而后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伛，需前短而后长。”

这种有别于简单的量体裁衣的“诗外功夫”，就是红帮修炼的“内视”之功，既能看清人的身体各部位之尺寸，也能看出人的心性气质、思想修养，再做出高度个性化的服装来。

清末社会变革，奉化江两岸的红帮裁缝替代了昔日的中装裁缝，他们做西服的“诗外功夫”，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定制西服，有大大小小100多道工序，中山装则有40多道工序，大体可分为量体、裁剪、试样、定样、缝制、检验6个环节。为提高技艺，不论师傅还是徒弟，都苦练基本功。例如，他们针对西服面料厚、辅料硬的特点，通过练习“热水里捞针”“牛皮上拔针”等特殊功夫，来提高运针的速度和力度。业余时间，他们还刻苦进修英、俄、日、德等多种外语，以更好地适应一些西方侨民顾客的要求。

红帮高手不但能根据顾客的身材将衣服尺寸量准，还能在特殊情况下凭一双眼睛“以目测代量”。早在20世纪初，上海的红帮名店为顾客制作服装时，就能根据顾客看中的外国电影中的名角服饰，依样复制。也能从国外进口的月季簿中模特的摩登打扮，移花接木成为国人的时尚衣着。他们为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大师制作服装，深得他们喜爱。

宁波人有句老话“天下三主，顶大买主”。红帮裁缝在讲究技艺的同时，十分重视无微不至的服务。除了一般商人都会注意的和气生财、笑脸相迎之类生意经外，红帮裁缝还有他们的许多独到之处。

如客人来店定做衣服，就要记住他的姓名、地址、职业等信息，记住他上次定做过什么衣服。心中有了底，他下次再来时，你在接待时就可以谈及上一次衣服的款式、面料等，同时介绍区别于上次衣服的花色料子。这样，他一定既高兴又佩服，新的生意又可成交了。

碰到顾客进店后突然下起雨或雪，当他起身回去时，你要撑开雨伞，送他上车。

每逢春秋两季，店里给做过衣服的老顾客一一发信，告诉顾客“现在是换季之时，新货已到，恭候您的光临”。并在信中附上面料小样，注明品质特色、流行情况。顾客收到这样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后，多会及时复信，或亲自来店。

红帮裁缝就是这样，以高端定位、精湛手艺赢得市场，由“服务”而千锤百炼、创新不辍。这种工匠精神，融入一代代传人的血脉。

北京红都服装店第二任经理王庭淼。

“在中国服装史上，‘红帮裁缝’是影响最大、最深、最久的一个服装流派。”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冯盈之说，它经历了“横滨港习艺、上海滩成名、沪宁线延伸、京津城引领、东三省跨越、大武汉创优、大西部倾情、东南亚拓展、港澳台溢彩、三江口奉献”的创业历程，创下过五个第一：中国第一套西装、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家西服店、第一部西服理论专著、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它依靠自身手艺，借鉴西方工艺，在量、算、缝、试中运用刀功、手功、车功、烫功和“推、归、拔”原理，久而久之总结出西服工艺的9个势、16条标准，成为中国裁缝的经典理论。

“它不仅是一门手工技艺，更是一笔‘宁波帮’乡贤的精神财富，一张城市的文化名片。”冯盈之说。

红帮文化活起来——

鄞州悉心打造红帮裁缝制作技艺传承基地，创新“三位一体”非遗保护模式

然而，进入工业化发展新的阶段以后，在流水线大批量成衣生产的趋势下，这门有着170多年历史、以精工细作为特色的传统手艺一度走向式微。2005年，当宁波红帮裁缝技艺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省专家组评审时，一个“全国的老一辈红帮裁缝已不足百人，且大都已风烛残年，红帮裁缝技艺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窘境”的消息，让众多业内外人士都为之揪心。

作为红帮裁缝故乡的鄞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一家以展示中国服装服饰文化和历史为主题内容的服装博物馆应运而生，此举，就是为了让红帮裁缝的匠心和技艺鲜活地传承下去。

这家博物馆，不仅是中国第一家服装专业博物馆，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服装专业博物馆。它在宁波轻纺城内诞生，后来迁址市区月湖畔，再到2009年搬迁至下应街道湾底村开馆，由民营转型为国有博物馆。目前，馆内设有中国近现代服装、红帮裁缝创业史、红帮海外创业史、中国少数民族服装四个基本陈列厅和一个临时展厅，全面介绍清末民初以来中国近现代服装的演变、宁波红帮裁缝近200年创业历史和对中国近现代服装发展的贡献。

20年来，宁波服装博物馆先后收藏了5000多件珍贵的文物藏品、70余件国内孤品绝品，涉及服装、饰品、生产工具、古籍书刊等门类，及刺绣、制鞋、纺织印染、缫丝等行业。博物馆以史为序，陈列了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的纺织原始服装直到民国时期的服饰演变，遴选了充满生活气息的洞房花烛、五代同堂、织布绣花、裁缝作坊等一个个历史场景，浓墨重彩地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对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社会群体——宁波“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制作的改良旗袍，刊登在1930年《中国大观图画年鉴》。

上月5日，省文旅厅组织专家来到宁波服装博物馆，对鄞州区创新性地把项目、传承人和基地三者纳入非遗保护整体，把保护主体落在基地，将传承人纳入传承基地的“单位”管理这种“三位一体”的非遗保护模式进行现场评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在鄞召开视频会议，推广这一鄞州经验。

眼下，怎样才能更好地研究红帮文化、弘扬红帮精神、传承红帮技艺？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摆在了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金琪军的面前。

“红帮精神历久弥新。我们应当珍惜它、爱护它，认真加以发掘、研究。”金琪军说。

他认为，博物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拥有多少馆藏，更在于要让这些馆藏传播文化，以史鉴今，启迪后人。“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服装博物馆的馆藏丰富起来、活起来，让红帮裁缝技艺和红帮精神的传承后继有人。”

本着这一原则，文保人员坚持“有线索就出发”，对红帮早期史料及老一代红帮人物事迹进行抢救性发掘。特别是最近几年，文保人员先后12次赴北京、上海、重庆、成都、哈尔滨、香港、台湾等地开展调查。还举行学术研讨会7次，收集、撰写红帮研究专著67部、论文115篇，建立起了由29人组成的保护传承队伍。

不断地走出去、引进来、学习和吸收，交流与推广，让宁波服装博物馆声名鹊起。近年来，宁波服装博物馆开展大小展览62次、为民服务主题活动47次、系列性公益活动38次，并与多所大中小学进行了馆校共建。

同时，宁波服装博物馆还与宁波(鄞州)博物馆、江山博物馆、中国港口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江西德安博物馆、上海纺织服装博物馆等进行互动交流，每年都组织一场大型主题展，如《百年服饰时尚展》在江山市博物馆举办，《国之工匠——纪念红帮裁缝进京六十周年特展》在北京举办，《霓裳之真——中国近现代服装变迁展》在中国港口博物馆举办，都取得了良好的效应。

目前，宁波服装博物馆已被评为省、市、区三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市科普教育基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宁波红帮裁缝制作技艺”传承基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基地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将组织红帮与革命文物研究展、宁波服装节20年回顾展等，争创国家级博物馆。”金琪军说。

红帮传承又一春——

以服装企业家、时尚设计师、工业设备创新人才为代表的红帮新人群体崛起

在鄞州区，有一所红帮服装学校，源源不断地为宁波的服装企业输送技术骨干，特别是为雅戈尔、杉杉、罗蒙、培罗成、豪鹰、洛兹等企业培养了大批的红帮裁缝新一代传人。

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是红帮第五代传人楼景康和第六代传人龚红兵。

楼景康，鄞州人，省级传承人，红都服装店师傅，曾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制衣。龚红兵，1964年出生，鄞州人，1983年至1985年在中国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学习服装设计。1990年拜楼景康为师学艺。1990年创办红帮服装设计中心。至今，他培养的红帮新一代学徒超过千人。如俞国华、钱莉燕、钱嘉蔚、林姣、陈秋波、陈珊丹等都已成为红帮新一代传人。龚红兵也因此获评“宁波十大优秀服装设计师”，他的作品连续4年在宁波服装节亮相。他还编制了《红帮裁缝手工艺制作》《红帮裁缝结构制图》《服装样板推挡》《服装设计效果图技法》等教材。

宁波红帮服装学校开展技艺培训。

供职于培罗成的潘超宇，是浙江省首席技师、全国技术能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纺织业劳动模范、中国工会十七大代表、浙江省高技能领军人才、宁波市首席工人……身兼数职的他，除了是“潘超宇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还是纺织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和国家首批服装制版师鉴定高级考评员。他倡议“把红帮高级定制理念融合到职业装量化生产当中，把红帮传统技艺转化为工业技能”，多年来，他累计带徒300余人，其中70多人获得技师资格，200多人成为国家高技能人才，获得20多项国家专利，其中17项已产生效益。

现在，鄞州区红帮裁缝传承群体有300多人，其中三分之二为年轻人，主要分布在各大服装企业中。

作为我市时尚服装重要产业，新一代红帮传人及产业已被市委、市政府纳入《宁波市“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培育工程实施意见》和《宁波市时尚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发展规（2019-2025）》。目前全市有501家服装服饰规上企业，鄞州区占40%以上。

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宁波一些规模化生产企业承继了传统的红帮技艺，如雅戈尔投资1亿元改造精品西服车间，自主研发MES定制系统，实现单套西服个性化定制，量体定制周期仅需5个工作日。法涵诗、胤一红帮、旦可韵等一批优秀的定制企业，网上定制和实体分店已开到世界各地，正逐步走向国际定制舞台。红帮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从挂着皮尺、拿着大剪刀的历史云烟中走来的红帮裁缝，业已插上“智能”的翅膀，转型成为新一代的服装企业家、时尚设计师、工业设备创新人才。

一座城市的文化遗产，代表着城市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鄞州肩负着红帮裁缝技艺的保护、传承及创新工作，这种传承一直都在路上。

金琪军表示，未来，鄞州将依托“红帮文化研究所”，建立专家指导组，继续对红帮裁缝的历史渊源、理论体系、名家名品、文化内涵、社会价值等进行学术研究，探索红帮文化的进一步传承保护方向与措施，规划合理可行的保护方案。

同时，在全区开展红帮裁缝“十百千工程”，也就是要建设十个教育传承基地、合作百家服装企业、培养千名红帮传人。

每年筹办红帮相关大型主题展，组织红帮为市民服务、红帮公益培训等活动。

组建宁波红帮裁缝定制联盟，对内规范行业标准和技术，对外组团参展，加强国际合作。

制订《宁波市红帮裁缝定制技术标准》，对技艺职级评定、考核、用料、工艺等方面进行统一和规范。

……

“宁波装，妆天下”。100多年以来，红帮裁缝凭着一把剪刀、一个熨斗、一卷皮尺闯天下，在中国服装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如今，在它的发祥地鄞州，新一代的红帮传人，凭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科技创新，正续写新的传奇故事。